转自:研发客
2023年多款引发热议的新药被FDA拒之门外,如KRAS抑制剂sotorasib、RNAi疗法patisiran、NASH新药奥贝胆酸以及干眼症新药reproxalap。被拒绝的原因不一,以临床有效性不足和CMC问题为主。
同时有多款同领域新药首次获得FDA批准,例如首个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(DMD)的基因药物Elevidys、首个CRISPR基因编辑疗法Casgevy。更有意思的是,同是渐冻症治疗药物,渤健的tofersen能获得FDA青睐,而另两个新药CNM-Au8和NurOwn则未获得认可。
拒绝或批准一款创新药,FDA审评的考量因素纷繁复杂。研发客梳理了2023年FDA审评的部分新药案例。可观察到的是,FDA的审评始终贯穿着满足患者临床需求的科学理念,综合评估药品风险获益比,而不是简单的缩紧和放松。
临床疗效证据不足
据统计,FDA在2023年共发出32封完整回复函(CRL, complete response letter)拒绝创新药批准,其中有21个新药因临床疗效不足被拒绝。例如RNAi疗法patisiran,虽3期临床达到研究终点,但FDA认为产品治疗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(ATTR-CM)没有明显的治疗效果,临床证据不足。
相反,部分新药虽未达到临床终点,仍获得FDA批准。如基因疗法Elevidys在2023年6月获得FDA加速批准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(DMD),但支持产品BLA申请的临床研究错过了主要功能终点。
带来的问题是,FDA批准和拒绝一款新药时的审评逻辑如何?前FDA资深临床审评员、现思路迪医药首席医学官肖申博士认为,FDA对于新药审评并不完全是非黑即白,不是简单依据临床有效性终点是否达到,还要参考安全性结果评估,最主要的是考虑患者需求,从而根据最终的风险获益分析来决定药物是否获批。
“如果该适应症领域无药可治,FDA考虑临床急需的迫切性,会适当放宽要求,如DMD新药Elevidys、治疗渐冻症的tofersen。如果该领域已有其他药物获批,FDA标准会相对严格,获批标准的门坎会进一步提高,要求后面的药物有确切的疗效和/或更高的安全性。”肖申说。
例如ATTR-CM适应症,在patisiran被拒前,另一个新药tafamidis已先行获批相同适应症,且临床疗效更优,可帮助患者延长寿命并减少因心血管疾病住院次数。相比下,patisiran的临床3期研究虽统计学上也达到了主要终点,但并未真正确切反映其临床价值,只是轻微改善患者的体能状况和生活质量。类似的案例还有KRAS抑制剂sotorasib,针对KRAS突变肺癌已有其他治疗药物,且sotorasib的确证性临床研究未能证明疗效有突破性优异之处。
“患者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,”肖申表示,“唯一的不确定因素,是如果研究未达到主要临床终点,但达到次要终点,这类情况需要进行综合评估,以及咨询外部专家顾问委员会的建议。”
再以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的Elevidys为例,最终以生物标志物——微肌营养不良蛋白为替代终点获得批准,早期也以8:6投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专家委员会讨论。
“虽然Elevidys没有达到主要终点,但次要终点有明显获益,病人从地板起身的时间、10米步行或跑步时间的相对变化都有改善,且药物相对也比较安全,从患者需求、产品疗效及安全性的综合评估,最终FDA批准了该药。”肖申表示。
“整体来说,FDA的新药审评是一项系统工程,需要整体风险获益评估。例如有些药物尽管有很多风险,但疗效很好,且真正满足病人所需,因而获批。同时上市后的监管也同样重要,如黑框警示和REMS(风险评估和缓解策略)的应用等。FDA一年多前批准一个治疗肥厚性心肌病的药物,要求所有处方该药物的医生必须经过严格训练、获得证书后,才能给病人处方该药。”肖申概括道。
替代终点未获认可
事实上,在2023年FDA拒绝的多个新药中,很多产品变更临床主要终点,或使用替代终点以获取研究成功,但仍未获得FDA认可,例如渤健/Sage的zuranolone、Intercept的奥贝胆酸,以及Aldeyra公司的reproxalap。
肖申认为,替代终点的选择须建立在同时具备质和量的基础上,能够真正预测有临床意义变化的基础上。通常情况下,替代终点选择会参考指南推荐,若指南没有推荐,可以和FDA沟通选择替代终点,但FDA即使同意了该替代终点,也要提供足够的临床数据,达到一定量化指标,以确认替代终点能够真正反映药物的疗效。
以治疗非酒精脂肪性肝炎(NASH)的奥贝胆酸为例,其3期关键研究REGENERATE使用的替代终点是肝纤维化程度改善和NASH症状消除,也是FDA指南认可的临床终点。已公布的中期数据中,奥贝胆酸25mg组在18个月时,22.4%的患者实现纤维化改善≥1期且NASH没有恶化,安慰剂组是9.6%,另一终点NASH症状消除未显示益处。
最终FDA专家委员会以12:2投票反对药物批准,认为试验使用的替代终点获益不明显,对2或3期NASH纤维化患者的风险大于获益。FDA也在CRL中表示,要提供患者的长期随访数据才能重新申请NDA。
FDA对奥贝胆酸的审评结果也印证了肖申的观点,即替代终点选择必须要提供充分量化数据,可靠预测临床获益。
近期,nefecon(布地奈德缓释胶囊)获得FDA完全批准,是首个以蛋白尿作为替代终点获得加速批准的IgA肾病药物。作为当年该药的FDA临床审评员,肖申表示,在2016年之前,FDA并不接受蛋白尿是IgA 肾病确定的有效替代终点。但FDA心肾审评部联合美国肾脏病协会、美国国家肾脏病基金会、以及数家大学和制药公司的多次合作,通过大量回顾性研究,最终证实蛋白尿与预测IgA肾病疗效的相关性,加速批准该药上市。而对于其他慢性肾病,蛋白尿的作用并未确定。
除了考虑量的变化,药物作用机制也是衡量替代终点获得批准的基础。例如肌萎缩侧索硬化(ALS)治疗药物tofersen,以生物标志物神经丝轻链(NfL)作为替代终点,于2023年4月获批上市。同是治疗ALS,FDA却拒绝了纳米疗法CNM-Au8以NfL减少的研究结果获得加速批准。另一个同样被拒的干细胞ALS治疗药物NurOwn,其NfL改善数据也未被认可。
除患者需求、以及首个批准的因素外,肖申认为,不同药物的作用机理不同,比如对于ALS的新药开发,有些药物的NfL改变可以预测临床结果、改善患者获益,而有些则不行。虽是同一个生物标志物,但预测的结果不同,须明确药物作用机理,才能进一步预测该生物标志物是否能预测临床获益。
“总的来说,替代终点本身可能仅是某个实验室指标或影像学指标,将其用于判断临床疗效挑战性很大,选择合适的替代终点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,需要企业和监管机构甚至学术界共同合作研究确定。”肖申表示。
CMC要求更严格
除临床问题外,CMC(化学、制造和控制)问题也开始成为FDA拒绝批准的另一项重要因素。2023年FDA发出的32封CRL中,与CMC相关共有11项。
相比临床研究受到挑战,大部分因CMC被拒企业的态度是积极的,且部分产品在解决CMC问题后很快获得批准。4月,礼来的IL-23单抗mirikizumab因生产制造问题收到拒绝信,但延期6个月后获批。再生元的8mg阿柏西普如是,产品在6月因第三方制造商问题收到CRL,经企业与CMO解决问题后,仅两月即获得FDA批准。
但不是所有新药的CMC问题都能被轻易解决,尤其是生物药。生物药因分子量大、工艺复杂更易产生批间差异而出现CMC问题。11个拒批的新药几乎全部是生物药。
而作为新兴疗法的CAR-T则更面临生产制造考验。近期,科济药业三款CAR-T产品CT053、CT041和CT071的临床试验被FDA按下暂停键,对其CMC合规问题存疑。
对此肖申表示,FDA对CGT疗法审评的实践经验不长,以往无先例可循,因此对于新兴疗法FDA都要进行严格现场检查,且上市后的随访检查同样重要。例如已上市的CAR-T疗法Kymriah就在近期被FDA挑战,认为其生产制造存在新的重大问题,存在外来颗粒物污染和微生物污染。
不论是CAR-T疗法在临床阶段或上市后出现生产制造问题,或是因CMC收到CRL延缓上市进程的新药,都提示着监管机构对CMC要求愈加严格,企业不可忽视CMC问题。
综观2023年FDA拒绝和批准新药,患者需求是企业和监管机构绕不开的话题,新药研发是非常复杂且系统的工程,企业在临床研究过程中要积极和FDA保持沟通,及时获取FDA的审评意见并改进。同时,也启示着出海的中国企业,时刻关注FDA审评动向,制定满足海外患者需求的研发策略。
下篇预告
当肿瘤领域卷无可卷,制药巨头们还在拼什么?
编辑 | 姚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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